字体：
“七一”前，刘明收到了两张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出的收据。这是她的父母、党龄加起来共138年的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在病危之际交纳的4万元特殊党费的见证，更是他们以心许党、以身报国的人生缩影。
革命战争年代，夫妻俩保家卫国、九死一生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夫妻俩听党指挥、投身“三线”建设和改革开放建设大潮;临终之际，夫妻俩再三叮嘱儿女，一定要替自己完成交纳特殊党费的遗愿……
图为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年轻时的合影。
临终遗愿：再为党尽份忠心
“感谢你们，把我父母的心愿圆满实现了。”接过两份党费交纳收据，刘玉龙的三女儿刘明泣不成声。
刘明回忆，2018年8月的一天，父亲将她拉到病床边嘱托，“替我交两份党费，算上你去世3年的母亲，我昨晚梦到她了”。
父亲的话，并没有让她感到意外，因为这样的念头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。“他年岁已大，感觉时日无多，也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，就想着交党费，再为党尽份忠心。”她说。
这是两位“老革命”的一片丹心。1925年4月21日和1931年12月11日，刘玉龙、张俊德分别出生在山西武乡和山东平度的农村，年纪轻轻就参加革命，见证、亲历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从贫穷苦难走向繁荣强盛的全过程。
2019年5月，刘明代表过世的父母，郑重把4万元特殊党费交到父母所在单位的中建三局党委组织部。随后这笔党费被转交湖北省国资委，再上交中央组织部。受疫情影响，两份收据近日寄抵武汉。
而早在2015年9月30日和2018年8月29日，张俊德、刘玉龙已先后长眠于世。遵照遗嘱，他们的丧事一切从简，不摆花圈，不开追悼会，只做了简单的告别仪式。
他们的老同事，中建三局原局长洪可柱说：“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用最朴实的行动，践行了一名老党员红心向党、一心为党、终身许党的信仰。”
图为夫妻两人的军功章。
一片丹心：从不向组织提要求添麻烦
刘玉龙曾参加平汉、陇海、定陶、滑县、淮海、渡江等14场战疫，荣获豫苏皖第二军分区一等工作模范、渡江三等工作模范、军部工作模范等荣誉，其个人事迹被收录至工人出版社出版的《开国将士风云录》第二卷。
生前，在刘玉龙的左小腿上，有个深深凹陷的弹孔，一道贯通伤疤触目惊心。“一生低调谦卑的父亲，很少提起这枪伤的由来。”刘明说。
查询老档案得知，刘玉龙是在解放战争中期负伤的。1947年2月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攻打处于豫皖苏三省交界处的亳县（今安徽亳州），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“拉锯战”。当时任六纵十八旅五十四团队务参谋的刘玉龙，在前线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流弹击中，子弹贯通小腿，打断了他的脚踝。战友们把刘玉龙送到后方的豫皖苏医院，虽然捡回一条命，但落下了伤残。
和丈夫刘玉龙一样，张俊德也是“老革命”。14岁时她成为山东胶东西海区小文艺兵，17岁调入胶东南海医院药剂室任药剂员，18岁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院当护士……从一个“孩儿兵”，变成救死扶伤的刚毅战士。
“父母曾不止一次教导我们，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子。”刘明说，父母常说，在战争年代，党指到哪就打到哪，在和平时期，党叫干啥就干啥。从华北到华东、从华东到西南、从西南到华中，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5次跨省调动，40多次岗位变换。
图为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。
1952年6月的一天，一纸命令，刘玉龙从解放军五兵团16军48师司令部奔赴建工部西南工程局六处工作。1965年7月，刘玉龙又接到去建工部第三工程局（中建三局前身）任职的命令，一家五口从昆明赶赴攀枝花。
家越搬越远，条件越搬越差。刘玉龙给子女们做工作：“军人四海为家，一定服从组织安排。”
直到1973年7月，刘玉龙一家人随企业搬往武汉。在刘明的记忆中，虽然父亲是企业高层领导，但家里生活一直节俭，父母甚至连上世纪50年代的牙缸、饭盒都舍不得扔。
作为革命军人，刘玉龙可申报革命伤残军人症，领取相应补贴，但他放弃了。“他常说我们生活已经足够好，要为组织多着想分忧，不提要求添麻烦。”刘明说。
夫妇俩对自己苛刻，对国家则常常慷慨解囊。1998年特大洪水捐4000元，2008年汶川地震捐6000元，2010年玉树地震捐6000元……
自1985年12月离职休养后，刘玉龙发挥余热，连续11届担任中建三局离退休支部书记。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，卧病在床的刘玉龙让家人把他抬到客厅，从头到尾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。（中建三局供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