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的位置:首页 > 变迁 > 正文
深圳速度
来源: 发布日期:2018-12-13

  从“等饭吃”到“找饭吃”、从“大锅饭”到多劳多得、从“三次失败”到“第四次成功”,打破藩篱、冲破禁囿,“深圳速度”诞生的每一步都如此艰难。“深圳速度”看似横空出世,实际上是人们生存危机感的集中爆发,也是那个时代在沉闷压抑之下的一次集体宣泄,更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一声怒吼!“深圳速度”,不仅仅是深圳的速度,也不仅仅是中建的速度,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崛起的速度!

八十年代“深圳速度”创造者.jpg

建设中的深圳国贸大厦

南下找米

  1981年10月,中建三局副局长兼一公司经理的张恩沛率队出征开拓深圳。这是三局历史上第一次外出“找饭吃”。因为改革开放之后,完全放开的建筑市场打破了以前依靠政府划拔任务“等饭吃”的格局。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“南下找米”。

  行前,三局临时党委书记岳洪林说:“国家建工总局对我们提出了三点希望:一是创名牌、树信誉,影响东南亚;二是用我们的力量抵制境外力量;三是总结一套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。这也是我们代表组织对你提出的希望,你要努力去实现它。”

  1981年的深圳,与其说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,不如说是一个大工地,到处尘土飞扬。张恩沛一行白天奔波在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,找工程、要任务,晚上就在活动板房中煮点面条凑合吃一餐,边吃边碰头当天的工作情况,并相互鼓励打气。与张恩沛同来的其他单位的同志看机会似乎不大,先后折返,但是张恩沛却立下了“不接任务誓不回家”的决心。他们苦苦煎熬了多日,不停地给自己鼓劲——“再坚持一下”!

  张恩沛的“再坚持一下”为他们赢得了进入深圳的第一个任务——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工程。

  这个工程并不大,张恩沛的原则是“任务不分大小、条件不分好坏、路途不分远近,只要有利可图就上”。更何况这是三局进驻深圳特区的第一个工程,不仅要做,而且必须做好、做精。

  在贴山墙马赛克的过程中,第一次业主发现一些小问题,张恩沛他们二话不说,指挥工人打掉重新做。再请业主来看,业主认为差不多了,可他们心知肯定还是不够满意,又主动打掉重新再贴。业主又看,认为不错了,但是张恩沛又发现了一些小问题,再一次主动砸掉重做。业主十分惊讶,张恩沛说,必须精益求精才行。直到第五次贴上去的马赛克可用精美绝伦来形容,这一次业主无论如何也不让砸了,拦着他们说:“这些都是艺术品啊,再打掉我们就不依了。”

  这似乎不合乎张恩沛“只要有利可图就上”的原则,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?只是“利”在张恩沛眼中,并不仅仅是眼前的“蝇头小利”,还包括企业信誉、客户信任、工程质量,以及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。

  1985年,“海尔”创始人张瑞敏曾经因为砸掉73台有质量问题的冰箱而闻名中外,但1982年“张恩沛四砸马赛克”的故事尚鲜为人知。无论是张恩沛“四砸马赛克”,还是张瑞敏“砸冰箱”,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对产品质量的孜孜追求,对客户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。

  三局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门诊楼项目的“牛刀小试”赢得了口碑。也为三局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——深圳国贸大厦的承接埋下了伏笔。

抉择之难

  1982年8月,电讯大楼工程正上主体。很快,他们承接到港资工程“金城大厦”,但就在这时他们得知,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即将招标。

  深圳国贸大厦,53层(其中地下三层),设计高度160.5米,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,将是中国第一高楼。比30层高、6万平方米的金城大厦,多出了4万平方米。

  如果能够承接深圳国贸大厦工程,其深远的意义不言而喻。张恩沛暗暗下定了全力争取国贸的决心。

  可是,深圳市政府对他们明确表示:“如果你们要参加国贸的投标,就必须放弃金城大厦。”一边是到了嘴的肥肉,一边是飞在空中的天鹅,鱼和熊掌不许兼得,怎么办?

  公司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,致使张恩沛也难以取舍。整整一周的时间,他吃不下、睡不着,满脑子纠结。有朋友劝他:“别傻了,捡到篮子里才是菜,到手的肥肉不吃,为一个虚幻的天鹅梦较什么劲?”

  就连金城大厦的业主也来了,说:“如果放弃国贸大厦的投标,我们愿意每平方米给你们增加30港元。”金城大厦6万平方米,也就是一共给他们增加180万港元。

  那一个星期,对张恩沛来说如同一年漫长。朋友、同事和领导的劝说都很在理,金城大厦业主方的诱惑也很吸引人。可是,中国第一高楼的诱惑更大啊!中建三局能在这样的机会面前退缩吗?

  张恩沛召集大家开会说:“‘金城’是可以多赚一些钱,但做完也就做完了,能给企业带来什么?能有什么影响?而‘国贸’是中国第一高楼,虽说经济效益目前难以估计,但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,给企业带来的社会效益将是长远的。”

  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的招投标制度,深圳是先行者。在此之前,三局的任务几乎都是依托上级划拔得来。比如湖北省或者武汉市认为需要在哪儿建一个工厂,那么就筹集资金,然后会安排省属建筑企业或者说是三局来施工。在改革开放之前,省、市的建筑企业往往会得到更多照顾。这就是计划经济。

  在深圳国贸大厦进行招投标算是开启了中国建设领域的先河,改行政划拔为公开招标,以市场之手取代行政之杖,是建筑市场走向市场经济的标志性事件之一。

  在主体工程招标中,三局在投标书中明确提出,要使用滑模技术高速度完成此项工程,这在所有参与投标的七家公司中是最有技术特点的方案,因而受到建设方的青睐得以中标。

  用传统工艺的话,每一层主体结构施工最少需要15天时间。地上50层,则一共需要750天。利用滑模技术最少可以节约一半的工期,这让深圳市委、市政府大为兴奋,人们也充满了期待。显然,用滑模技术更符合深圳特区建设需要。

奖金之争

  中标后,深圳国贸项目彻底打破了“大锅饭”。工地上对分配制度再一次进行了改革,实行计件工资制,鼓励多劳多得,奖金上不封顶。有的工人的奖金高达600元,而当时全局的平均工资不过数十元,这个收入在当时的建筑企业可算“天价”!工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

  深圳国贸工地员工的收入之高传到内地,传到三局其他工地,自然也引发了一场“地震”!有羡慕的、有眼红的、有争论的,甚至有人写信向上级举报说,“深圳国贸项目私发奖金,不符合国家规定。”

  “领导们肯定收入更高,工程还没完,钱都分完了。”

  “我们的工作也很辛苦,为什么我们只能拿几十块一个月?”

  面对各种各样的议论,张恩沛顶住压力明确表态:工人们收入高,他们干劲就会越大。我们按计件工资来发放工资,没什么不对!

  据项目总指挥李传芳回忆,她当时的职务是三局副局长、工程总指挥,她的工资也就每月100元再加75元的特区津贴,比工地上许多人都低。

  这样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,最初不被人接受也是正常的,它是企业深层次改革中必须经受的过程。

  在这场中国企业变革中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是最生动的表述之一,三局这次在分配制度上的大胆变革也不失为一次“摸着石头”探索前进的经验。

  张恩沛任局长后,他必须得大量时间在武汉总部主持工作,因此他与李传芳约好,每天上午9点由李传芳去电话局排队打电话回武汉汇报工程进度。这一天,李传芳按例打电话汇报时,发觉张恩沛的声音不对头,有气无力,还有压抑地呻吟。她关心地问:“张局长,你怎么了?”

  原来是张恩沛的阑尾炎发作了,让他痛得豆大的汗珠往下掉。李传芳问: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医院?”

  张恩沛的回答让她泪流满面,张恩沛说:“我怕你打电话找不到我,万一有什么事给耽搁了呢?”

  30多年以后,已经从深圳市副市长岗位退休的李传芳回忆这段往事时,仍然忍不住眼眶潮湿。她喟然长叹:“‘深圳速度’得来真的太不容易了!”

三次失败

  1983年3月1日,主体结构开始施工。深圳国贸大厦每层面积达到1530平方米,在如此巨大的单层面积上使用滑模技术,国际上都尚无先例。尽管当时三局的滑模工艺比较成熟,但是他们仍然遇到了问题。

  很快,耗费大伙无数心血、被寄予厚望的“大面积内外筒整体液压滑模”第一次开滑就失败了。

  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此前在国际上,丹麦就曾因滑模失败,一次性死伤30多人,美洲的一个工程则损失过几百万美元。没有人愿意这样的厄运出现在深圳国贸项目上,但是这样的阴影却时刻缠绕着他们。

  大家憋着一股劲儿,调整了滑模的提升时间。但是,第二次试滑仍然失败了。

  滑模究竟能否成功?大家心里都有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。深圳市梁湘、周鼎等市领导再次来到工地视察,他们面色凝重。

  再滑一次吧,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给予了支持。可第三次还是失败了!气氛仿佛那些作废的混凝土一般凝重,沮丧写在了每一个人脸上。

  随之而来的各种指责和劝阻如同一座大山,压得李传芳他们喘不过气来。但她不能崩溃,因为现场还有1600多名参战员工。

  工地当时有四个年轻人,工地主任、施工指挥王毓刚,支部书记、副指挥厉复兴,总工程师俞飞熊,滑模主管罗君东。由于这四人总戴着红色的安全帽出现在施工现场的各个角落,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“四顶红帽子”。

  “四顶红帽子”没有时间去叹息,一头扎进工地,继续做实验、测数据,终于让他们找到了原因:一是混凝土应当达到一个最佳的强度系数,这个系数已经掌握;二是混凝土在浇灌时的速度问题,这个速度必须有一个最佳值才行。

  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,在简易的会议室中,听取“四顶红帽子”的汇报,心潮澎湃。

  听毕,张恩沛问:“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?”

  “四顶红帽子”齐声回答:“我们要!”“四顶红帽子”之一的俞飞熊说:“我是技术负责人,如果再次失败,我愿去坐牢。”

  张恩沛再一次狠狠地拍了下桌子,震得桌子上的茶杯、图纸都跳了起来:“好,就再试一次!”

深圳国贸地下室围墙浇捣砼.jpg

深圳国贸地下室围墙浇捣砼

  张恩沛去找深圳市的领导,要求再次试滑。张恩沛对犹豫不决的深圳市领导说:“若再不成功,我们加倍赔偿损失;其二,组织上怎么处理我都可以,甚至法办,我也毫无怨言。”

  罗昌仁副市长见张恩沛态度如此坚决,经多方论证后,他表态说:“国内首次把滑模技术运用到高层建筑中,失败在所难免,如果又回到过去的老路上,我们还有什么进步可言?这与中央设立特区的精神是相悖的。因此,我建议再给三局一次机会!”

第四次试滑

  有了深圳市的支持,大家又鼓足勇气开始准备。然而,1530平方米一层的平台,需要240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从多个方位同时浇灌。因为设备不足,施工现场混凝土供给量跟不上。

  当时中国的建筑业施工水平是低下的,当时还是自拌混凝土,用人工推着胶轮车将混凝土送往作业面。由于速度太慢,根本就达不到滑模需要的技术参数。

  这就要求必须引进先进的设备,可是三局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积累。退一步讲,就是有钱,根据规定购置5万元以上的设备还需要打报告给上级批准。

  但是项目等不到“公文旅行”的时间,张恩沛再次拍板,贷款购进设备!这就是三局历史上著名的张恩沛三次拍板。

  张恩沛通过深圳市政府的支持,向银行贷款300万港币,一次性购进两架爬塔、三台混凝土输送泵和一台混凝土搅拌站。这在当时是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做法,他本人为此承担了极大的政治与经济风险。果然后来此事发酵,由国家12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明确此举违犯了财经纪律,对张恩沛进行严肃处理。

  中国的企业家,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家们除了管理风险,往往还要承担政治风险。由于当时一切都在试验探索,需要跨越常规、冲破体制、特事特办,这就使得改革的道路显得格外地艰难和惊险。

深圳国贸滑模施工中.jpg

深圳国贸滑模施工中

  第四次试滑于1983年9月18日晚9点开始。

  夜深静谧,海风轻拂,灯光通明,1600人的工地静得针落可闻。

  张恩沛缓慢而沉稳地走向指挥台,他目光如炬,人们只听得他浑厚而沉稳的声音传来,“同志们,4个月的努力和煎熬,今晚就要见分晓!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三局的全体员工都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。所有的岗位、所有的工序、所有的作业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与差错。今晚,我们一定要把滑模拿下来。大家有没有信心?”

  “有!”工地上各个岗位的1600名员工,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。

  张恩沛发令:“开始!”一声令下,静静的工地突然声音大作,搅拌机和输送泵开始轰鸣。大地微微颤动,混凝土像汹涌的河水涌进平台上各个进料口,也如同壮士胸中压抑了太久的豪气,在这一刻喷薄而出。

  那场面无比壮观。

  晚11点,是预定的第一次滑模提升时间。分布在1530平方米操作面各个关节点位置的576个油压千斤顶同时启动,“哒、哒、哒、哒”,576个马达的声响清晰而惊心。

  罗昌仁、张恩沛、李传芳、黎克强和工程指挥部的成员们蹲在滑模平台的下方,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拉模的过程和效果。

  那滑模上升的声音就如同有人在张恩沛、李传芳的心坎上踢踏,又仿佛有人拿刀在他们的心尖上磨砺,每一秒都如此漫长。自重280吨、结构庞大的滑模,慢慢地被同步顶升起来,一厘米、又一厘米。混凝土墙脱离了模板,像长城,稳稳地矗立在眼前!青灰色的墙体在夜灯的照射下,像婴儿的皮肤柔和光滑……脱离模板怀抱的墙体是破蛹而出的蝴蝶、是大楼的精灵、是先贤鲁班的英灵,沉默的墙体有了生命,它们在说话,在欢歌,在向这些建设者们微笑。

  继续浇灌,继续提升,滑模整体提升后,宣布一层大楼完成。经过激光检测,楼层的水平度和垂直度完全符合标准。

  张恩沛命令工程师再仔细检查一遍。“四顶红帽子”受命奔赴各点检查,一一回报:“我们成功了!”

  成功了!

  巨大的喜悦代替了巨大的压力。

  张恩沛再也忍不住泪水,任其肆意流下。

  罗昌仁副市长擦着眼角的泪花,与张恩沛和李传芳一一握手,感叹地说:“太不容易了!祝贺你们!祝贺中建三局!”

  李传芳按捺住猛烈的心跳,拿起麦克风对着工地周围沉默等待已久的1600名员工说:“同志们,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滑模成功了,我们胜利了!”

  大家听罢,先是瞬间的寂静,接着就欢呼起来。他们把安全帽从头上摘下,使劲地挥舞着,喊叫着,拥抱着,泪水与汗水交织在一起!

微信截图_20181212113839.png

深圳国贸大厦封顶

深圳速度

  滑模的成功,在三局发展史乃至中国建筑史上,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最快时是2天半一层,而且质量完全合格。为了消除人们对混凝土强度的担心,也为了给以后的投标留有余地,从第31层开始,把速度控制在3天一层。“深圳速度”诞生了!

格式工厂格式工厂深圳国贸大厦.jpg

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(创造了“三天一层楼”的“深圳速度”)

  1984年1月24日,鼠年春节前夕,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。下午4时40分,邓小平登上罗湖商业区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,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。到处是吊机伸出的巨臂,一片繁忙景象。此时,已近黄昏,冷风袭人。随行人员几次要为80岁高龄的邓小平披上大衣,都被他拒绝了。眼前火热的建设场景感染着邓小平,他看完后说:“我都看清楚了。”

微信截图_20181212113713.png

1984年,邓小平视察国贸大厦工地

  在参观深圳市容途中,经过正在施工的深圳国贸大厦,车队停了下来,梁湘指着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告诉邓小平,现在深圳三天可以盖一层楼房。邓小平问:“都是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吗?”

  梁湘答:“都是。”

  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。

 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来深圳国贸大厦。

  1984年3月15日,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:

  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建设速度创造了“三天一层楼”的新纪录,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,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。

深圳国贸大厦竣工验收会.jpg

深圳国贸大厦竣工验收会

  于是“三天一层楼”就成为“深圳速度”的内核迅速传遍大江南北,震惊中外。“深圳速度”也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点标志性事件,载入了特区建设、中国建设的史册。

  这座大厦已不仅仅是一座摩天大楼,她是深圳精神的体现,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。而“深圳速度”,不仅仅是深圳的速度,也不仅仅是中建的速度,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崛起的速度!(中建三局供稿)